■杨宝强

　　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她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，由于家境贫寒，早早就和我父亲定了亲，之所以那么做，仅仅是因为家里可以得到一袋面粉。那时，我爷爷在铁路上工作，在农村也算是殷实人家。

　　母亲的养育之恩自不必说，对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子女的教育。

　　母亲年轻时身体比较弱，时常生病，所以我小时候常看到她歪在床上。每看到她生病，哥哥、姐姐包括我，自然大气不敢出，主动找活干。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家，反倒让我们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。

　　我们小时候，母亲经常生病。家里不富裕，我们小孩自然没有零花钱。一次，我看到蒙收音机布下有一角钱，于是拿走，在商店买了一块橡皮，剩下的钱买了一根冰棍。回到家里母亲问起，我回答得理直气壮，结果遭到母亲一顿笤扫旮瘩的修理，自觉委屈，哭着哭着睡着了，醒来时已是掌灯时分，只听母亲和父亲对话“咱家条件不好，委屈孩子了”。听到这里，我鼻子有些酸，起来后看到桌上摆放了日常吃不到的水果，觉得这顿打没白挨。从此，类似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　　小时候跟姑姑住隔壁。有一次，她们家里买煤，煤店只负责送到楼下，要自己搬到楼上。那时正值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，人们大都吃不饱，干活自然没力气。哥哥放学回家，没有主动上前帮忙。姑姑说这孩子不懂事，拿着火铲满院追着打。这自然恼怒了母亲，撕破脸和姑姑大吵了一架。母亲就是这样，自己的孩子自己可以打，别人绝对不能打，护犊心理可想而知。

　　别看母亲只是一个家庭妇女，没有文化，但在家里可是说一不二。我从小算是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只要是学习上的花费，她从来都会设法满足，但对我要求也是这三个孩子里最严格的一个。

　　听母亲讲，她原本是有正式工作的，因我小时候体质弱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幼儿园无法接收，只好送到人家里托养，而她赚的工资刚好够托养费。那个年代找工作不费劲，就辞去了工作，专心带我，谁想到后来再想参加工作，比登天还难。

　　离开北方前几年，母亲当了大院主任，是那种没有工资，完全尽义务的街道工作。母亲每天开会、走访、调解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经常顾不上家务事，害得我放学后还得学着做饭。好在邻居阿姨成了我的老师，教会我许多吃食的做法。

　　母亲虽然没有文化，但会很多格言和俚语。她常告诫我们“宁肯身子受罪，不能脸上受热”等，这些话背后的道理叫我们终身受益。

　　后来，我们全家随父亲调到了南方三线厂。母亲才正式参加了工作，直到退休。

　　晚年时的母亲，在家里是很强势的。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不敢惹她。母亲有时和父亲吵了架，还得召集我们去评理，直到父亲认错为止。

　　母亲晚年生了几次病，也大都是我和我媳妇照顾的。只是因为我外地工作，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成为我终生的遗憾。

　　俗话说，严父出孝子，慈母多败儿。母亲这一辈子对她的儿女严厉有加，直到我们上了年纪，才体会到其中的深奥，这是一种大爱。

　　窗外东风和煦，细雨迷蒙，清明节就要到了，不管在哪里，都要回去给父母扫墓，这已经成为我一项不可动摇的俗成。